第六百二十章 律劳卑事件 (第2/2页)

“这……这可如何是好啊？那大虎山炮台，本是恩师督粤之时所建，原本想着一旦洋船接近，便可以直接击中，谁知这其中……这其中还有这许多难处啊？”卢坤听着哈丰阿之言，心中一时也没了主意。其实阮元修建大虎山炮台，仅就战略位置而言并无不妥，但阮元时代，炮台与英国舰船完全没有发生武力冲突，阮元自然也不清楚英国船只火力究竟如何，需要用多少火炮才能有效重创洋船，只是按照自己推想的英国火力，布置了三十余门火炮，其中超过六千斤的重炮，亦仅为三分之一。以客观现实而言，大虎山炮台的火力，还真就不能阻挡律劳卑那两艘驱逐舰。
　　
　　当然，律劳卑事件也是嘉庆十三年澳门炮台事件之后，中方炮台第一次向英国船只开炮，彼时吴熊光也只是为了开炮示警，并无击沉英船之念，根本不能有效判断英舰承受能力。而英国船只用火炮还击炮台，更是先前数十年所未有之事。可这种数十年不见的“巨变”，这时却降临到了卢坤和关天培等人头上。
　　
　　“卢部堂，如今之势，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铸重炮，洋人这次走了，以后只怕也不会善罢甘休，虎门炮台那边，以后也少不了跟洋人打交道。如今这些火炮是不够用的了，那咱们就再添一部分，这一次，我们只铸六千斤以上的重炮，若是这些重炮都能有效施放，洋人兵船将要遭遇的火力，就是今日的数倍以上！到那个时候，难道咱们还击穿不了洋船吗？”曾胜想着此时别无他法，便即向卢坤建议道。
　　
　　“没错，我也同意曾军门的意见。”哈丰阿也向卢坤言道。
　　
　　“这……你们……这也确实是个办法。可是……”卢坤沉吟半晌，想着自己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便即同意了二人之见，又向关天培问道：“咱们的炮台被洋人破坏了多少，修复起来，可有难处？”
　　
　　“破损的炮位有十几处，我看过了，情况都不算严重，若是能拨出几千两银子重修一遍，炮台自可恢复如初。”关天培也向卢坤答道。
　　
　　“那就好，那就好啊，铸造重炮，或许还要新增炮台，这些都要花去不少银子啊？”卢坤想着修复炮台似乎不需要过多投入，便也放下了心，向关天培道：“这样吧，我这就和哈将军、曾军门联名上奏，你也过来连署一下，咱们就先……增铸六千斤以上重炮四十门，再修一处炮台出来，如何？这样下来，经费也要几万两银子了，还得让商人出捐，不容易啊？以后的事，你先回水师那边看看，若是还需要补充火炮军械，再来告知于我，怎么样？”
　　
　　“那就多谢卢部堂了！”关天培也向卢坤答道。很快，一封请求增铸重炮的联名上奏，便即送到了京城之中。卢坤也将律劳卑之事写在书信之内，托人送到了云南，向阮元告知此事。
　　
　　卢坤在学海堂完善了专课制度，推动学海堂进一步发展，让学海堂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是以对于这个弟子，阮元一直颇为满意。可是这一次看到卢坤的来信，阮元也是颇为惊异，不想自己长期斟酌修建出来的炮台，建构的“四重门户”体系，到了实战之中，效果竟远不如预期所想。阮元也不清楚广东的具体情况，只是想着增铸火炮，加设炮台，总是增强虎门火力之举，便也认同了卢坤的办法，并嘱托卢坤定要认真阅兵，对水师和炮台勤加操演，切莫因为洋船遁去，便即心生怠惰之念。
　　
　　只是这时南海之上的形势，却要比阮元、卢坤等人所想严峻得多。
　　
　　鸦片走私贸易问题，进入道光中期已然日渐严峻，先前阮元、李鸿宾督粤之时，便已有越来越多的走私商人前来南海贩售鸦片，彼时东印度公司面对鸦片走私，也是表面禁止，实则放任，只要鸦片不进入广州城，便与自己无关。但即便如此，东印度公司作为长年以来与清朝进行商业往来的英国机构，也需要考量长远利益，道光十二年之前，东印度公司倒是确实保留了底线，不让下属商人直接将鸦片带入广州。可是东印度公司退出中国之后，新兴商人则对于其旧制不屑一顾，逐渐地，商人便开始直接带着鸦片进入商馆之内，而鸦片走私数量在道光十二年以后，也再一次出现激增之势，仅仅三年时间，鸦片走私之数便已逼近三万箱。道光十四、五年之间，鸦片问题在中国已经完全显性化。无论官场上敢于直言的言官御史，还是民间许多关心国事的举人生员，对于鸦片问题的忧思，在各人言谈之间已是屡见不鲜。
　　
　　道光中叶，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段。但这个时段英国方面的进步，尚且限于生产模式、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等几个领域，出口的主要产品却依然还是棉布。对于中国商民而言，棉布本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产品，是以英国棉布在中国之内，始终影响有限。（即便如此，根据后世统计，道光十年以后，英国对华贸易也已经可以在棉布领域逐渐盈利。）而英国议会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后，不少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代表掌握了政治权力，商品倾销的问题，也在英国国内被摆在了台面之上，很多人无视中国客观情况，坚持认为棉布之所以在中国滞销，就是因为中国只对英国开放了广州一个港口。认为只要中国扩大开放规模，英国就可以在中国市场盈利，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出现了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港口的言论。而随着中英外交问题的僵化，动用武力的言论，在英国国内也开始甚嚣尘上，渐渐形成了气候。
　　
　　道光十二年，一艘英国船只突然无视清王朝禁令，从广东一路北上，在江浙闽各省均有停留，尽管该船声称仅需要清朝各省提供水粮，可这艘船在东海滞留数月，却详细勘察了江浙闽各省的沿海海防情况。英国人开始认定，除了广州的虎门炮台，中国东南各省其他海防炮台简直不堪一击，武力强迫中国开关完全具有可行性。但即便如此，这时的英国内阁之中，主流观点依然是对华采取谨慎态度，律劳卑前来中国之前，英国方面也曾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中国产生冲突。但对于律劳卑试图改禀帖为公函一事，英方则听之任之。这种复杂的外交态度，最终导致了冲突再次爆发，而英国方面在外交领域也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道光十四年九月，因外交之事失利，律劳卑在澳门忧郁成疾，竟而病逝。继任的义律暂时遵从通商旧例，方才留在了广州。这件事传回到英国，更是助长了激进派的“武力开关”言论，此后数年，稳健派逐渐失势，激进派开始在舆论上占据上风，中英关系也从此开始，迅速向着最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