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 萨尔浒之战大明失败的原因2 (第2/2页)

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六年（1583年至1588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统一建州各部，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控制了东临大海（今日本海）、西界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等广大地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确立了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军制。八旗士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开始时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女真人分编在八旗中，共有兵10万余人，其中主要为重骑兵。此外，还修筑了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等城堡，补充马匹和战具，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
　　
　　其二：大明的腐败，长期不理朝政的明神宗
　　
　　明朝自从嘉靖后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明穆宗到神宗时期，虽然有张居正等大臣推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的颓势，但是终究是昙花一现。很快明神宗又开始长期怠政。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同时，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神宗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间，明神宗针对边疆的问题，发动了万历三大征，耗费了大量帑银。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明神宗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9]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10]朝鲜王朝请求明朝援助，明神宗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明神宗朱翊钧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11]这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其三·大明年辽东防务吃紧
　　
　　明朝统一中国后，在东北设官置治，建卫设防。万历时从鸭绿江至嘉峪关设置“九边”即九个重镇，其中辽东辖今辽宁大部地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糜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
　　
　　在明与后金对抗中，居于开原附近的女真族叶赫部，为避免被努尔哈赤吞并，依附明朝，反对后金。鸭绿江以东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倾向于明朝。蒙古察哈尔部，住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承德之间，与后金对立，但同明的关系也好坏无常。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与住在大凌河以北的蒙古喀尔喀部，倾向并依附后金，常与后金配合，袭扰辽东。
　　
　　万历朝鲜战争后，辽镇的战斗力开始下降精锐损失殆尽。短时间无法恢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000，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只有40000，也就是说减少了60%；壬辰战争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及高淮乱辽，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政治腐败，守备分散，军队战斗力差。在辽东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光启对女真人的战略则与鞑靼不同，且不断变化。他首先提出练精兵，联合朝鲜和北关（海西女真的叶赫部）的军事进攻战略。他认为以训练的精兵出关，“益以辽士二万，北关一万，更欲徵朝鲜二万，两路牵制，一路出攻，约周岁之内，可以毕事”。为了联合朝鲜，他请求亲自出使朝鲜。后来的萨尔浒之战，明廷虽然采用联合朝鲜和北关的战略，但第一没有精兵，第二战争指导错误，不是一路出击而是四路出击，互不协调。当时徐光启就指出：“四路进兵，此法大谬”，并预言努尔哈赤一定“并兵以应一路，当之者必杜将军矣”。事实果如徐光启所料，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首先迎击杜松，致使明军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