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科考 (第2/2页)

批语里的“南直”，是南直隶省，清朝改为江南省，我们在第九集里讨论过一次，再简单说一遍。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称为京师。以应天府、苏州府、凤阳府、扬州府、庐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安庆府，共14个府级单位直接隶属朝廷中央，称为“直隶”，管辖范围大约是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
　　
　　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顺天府，北京成了新首都，皇帝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在北平布政使司所辖府和州的基础上，又合并了离京城较近的其他地区，由顺天府、永平府、大名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延庆州、保安州直属中央六部，称为“北直隶”，简称“北直”，范围大约是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外加河南、山东的一小部分。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原来京师辖区“直隶”改称“南直隶”，简称“南直”，原辖区基本不变，“南直隶”在明朝还相当于首都的地位，只是皇帝不在那住了。
　　
　　到了清朝，顺治二年，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废除了南京首都的地位，巡抚衙门设在江宁府（今南京）。“南直”的概念逐渐淡化，官方称呼“南直隶”200多年，民间可能称呼的更久一些。
　　
　　由于这段批语的存在，也就把葫芦庙失火与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众说纷纭。围绕着南直地区，主流红学认为是发生在南京的曹雪芹家江宁织造府被抄事件，索隐派则认为是发生在江南地区的“扬州十日”或“嘉定三屠”，考证派争论不休、没有合理的结果，批评派注重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批书人的文艺评论，干脆忽略这条批语，我谈谈我的看法，以待高明。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咱们在第八集讨论“文字狱”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了，确实是江南人民的灾祸，这两大惨案都是发生在“南直”地区，但不符合“召祸”的特征，所谓“召祸”是因为自身的行为过失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并非江南人民的过错引发。
　　
　　曹雪芹家被抄，在雍正初年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了，不能算作波及整个江南地区，称为“南直召祸”是不合适的。如果不是曹頫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私藏禁品的行为败露，或许抄家之祸可以避免。而且江宁织造府被抄，连累到的官员人数不算太多，造成的社会影响不算广大。
　　
　　既然批书人把“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这一句批注在书里，这个“南直召祸”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广为人知的，让别的读书人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其特点或者按批语里说的“实病”就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
　　
　　“南直召祸”还能指什么？跟咱们上一集讨论的科举制度有关，我认为是南闱科举大案。
　　
　　满清入关后，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就需要获得汉族地主、官僚的支持，需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顺治元年宣布要沿袭明朝科举制度，按期科考选拔人才。顺治二年在率先征服的北方几省举行乡试，满清统治者以前没这么玩过，就先搞试验，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开国的首批进士。有一定效果，接着在江南地区推行乡试，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北京顺天府乡试则称北闱。在顺治年间发生了一起全国轰动的大案——丁酉江南乡试案。
　　
　　明朝对于科举案件，一般处罚较轻。最多对考官用仗刑，用板子打屁股，然后贬官，也死不了人，参加考试的考生，成绩作废，三年后再考。明朝末年官场黑暗，腐败成风，科举舞弊早就见怪不怪了，这种不良风气延续到顺治时期，顺治六岁即位，是清军入关后的首位皇帝，小孩太小，他叔叔王多尔衮摄政。科举制度恢复了，但是多尔衮忙着征服全国，还要镇压叛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考试算什么呀！当时统治者不在乎，也没时间，忙不过来。考场上冒名顶替、徇私舞弊，比明朝末年还严重，考官们好处太大了。
　　
　　前些年兵荒马乱，顺治皇帝又小，就这样进行了科举，顺治亲政后一边继续玩科举，一边还要摆平很多事，考官们看出皇帝要选拔拉拢汉人来统治更多的汉人，又欺负皇帝是新手根本不懂其中的奥妙，就更加肆无忌惮。首先案发的是北闱科举案，北京顺天府举行的乡试出事儿了。
　　
　　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公开接受给事中陆贻吉、博士蔡元义、进士项绍芳的贿赂，京官三品官儿以上的子弟全都录取，公共权力成了考官谋取私利，结交人脉的工具。常言道，“有钱无势被人欺”，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官小的不如权重的，花了银子没有名额了也考不上。于是发榜后，议论纷纷，真才实学没考上的和花了冤枉钱没名额的都喊冤告状。
　　
　　特别是花了冤枉钱的，他们有点资本，有些门路，就连续上访，成功了。给事中任克溥上疏顺治皇帝揭发此事，调查属实，顺治龙颜大怒，李振邺、张我朴、蔡元义、陆贻吉、项绍芳，非法考中举人的田耜si、邬作霖被判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没有缓和的余地，他们的家产被抄，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到尚阳堡，就在如今的铁岭象牙山风景区附近。
　　
　　(本章完)